從一本“書”說起
晚期的冊本，或刀刻、或漆書于竹簡上，眾簡相連，編之以繩，故又“篇”、“編”、“策”（冊）等稱。孔子有“韋編三盡”之說。《漢書·藝文志》多稱“篇”，即其義。偶爾也有稱“卷”者，晚期多指帛書，即墨子所說的“以其所行，書于竹帛。”中古之后，跟著紙張的普及，古籍圖書日益豐盛起來。晉代左思《三都賦》出，洛陽為之紙貴；河北造紙也名著一時；山東地域，還呈現了左伯（紙）。南北朝徐陵《玉臺新詠序》說：“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此后多稱卷，如《文選序》：“都為三十卷。”李善注各卷下又有天干編次，如第一卷有“賦甲”二字，李善注《文選》以篇幅過年夜，析為六十卷，并在此二字下注：“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后。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題，以明新式。”以十干編次的還有宋代洪邁《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此外，有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編次者，有效《周易》“元、亨、利、貞”編次者，有效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編次者，有效“貴爵寧有種乎”編次者，更有效千字文編次者，品種紛歧而足。
裝訂亦有多種多樣，晚期是卷軸裝（卷子裝），存世的大批敦煌遺書，盡年夜大都都是卷軸裝。卷軸裝往往用一張空缺紙的書葉來包裹，維護卷首。中唐以后又呈現了經折裝，將寫好的長條卷子依照必定行數平均地擺佈持續折疊起來，前后再加書皮維護書葉。蝴蝶裝年夜約呈現在晚唐五代，其裝幀方式是將印好的書葉，以有字的一面臨折，後背向外、折口向右集齊作書背，構成書芯。書背用糨糊粘連，再用一張厚紙作為書皮包裹書背。南宋時代又呈現了包背裝，是針對蝴蝶裝翻檢時不難散落的缺掉而發明出來的。詳細方式是將書葉無字的一面臨折，字面向外，折口向左集齊作書口，并在書背打眼訂捻，構成書芯。明清以后，通行的線裝古籍裝訂方法，凡是打孔穿線，裝訂成冊。假如沒有裁切，就稱“毛裝本”，但大都顛末裁切。為了維護線裝古籍，凡是要加書套，如帙、函、套和夾板等。帙，又作“袟”“袠”，多用于卷裝冊本，即在書冊前后包裝有空缺有色的紙張，用來維護冊本，古稱書衣；函，也稱“匣”，是冊葉冊本的防護用品，由帙轉化而來；套，又稱“函套”；夾板，就是用兩塊面積相等的木板將冊本維護起來。此外，還有封面，多在封皮內的第一頁，凡是周圍印有邊框，中心刻上書名，右行動編者，左下方凡是刻有某某躲版或梓行。這是判定版本的一個主要根據。
書首、書根、書脊、書口是指書的周圍部門。包角是對那些比擬可貴的書，在裝訂時用湖色或許藍色的綾子將書角包起來，起到維護的感化。在江南，很多躲書家往往不消包角，由於不難生蟲。書簽或是紙制的，也有效絲織品的，用來題寫書名。有的書簽會特請名家信寫，顯得雅觀典雅。
掀開古籍之后，隨之展示的是版框。書版周圍的界線叫欄線，上方叫“上欄”、下方為“下欄”，雙方為“擺佈欄”或“雙邊”，單線叫“單欄”或“單邊”，雙線叫“雙欄”或“雙邊”。行格欄線大都是玄色的，但也有朱色，以奪目區分。如明代《永樂年夜典》就是如許。判定版本時，應特殊留意行款，即版面的行數和每行的字數。行款凡是以每半頁盤算，稱“每半頁若干行，行若干字”等。分歧時代、分歧地址，行款往往分歧。清代江標著有《宋元行款表》用來考據版本。古籍每一版中心折縫處稱為“版心”或“書口”。書口印有黑線的稱“黑口”，不印的稱“白口”；黑線粗的稱“年夜黑口”，細的稱“線黑口”或“細黑口”；刻在上欄下的叫上黑口，刻鄙人欄上的叫下黑口。版心中心往往刻有書名、卷次、葉數。在版心下方還常刻有書展名或刻工名。象鼻指黑口本版心高低的黑線，好像象鼻垂在胸前。版心服縫處還經常刻有各類符號，形似魚的尾巴，故稱“魚尾”；品種也有黑魚尾、白魚尾、線魚尾或花魚尾。
耳子是刻在左欄或右欄上角的一個小長方格，凡是刻有小題，應該是為了線索便利而設。良多古籍，版刻時經常有“黑釘”，表現缺文。有的字還用線圈起來，稱“墨圍”，表現注疏或小題目。有的時辰，古籍常分有年夜題、小題，相似于此刻的章和節。還有的古籍常著名人序跋，書展的書牌子、加入我的最愛者的躲章及印記等，這些都是判定版本的主要根據。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收錄65家92種104幅宋元刻本牌記。此中，上編為宋刻本，凡38家51種，分官刻、家刻、坊刻三類；下編為元刻本，凡27家41種，前有題解，后有書影。張振鐸編《古籍刻工名錄》（上海書店出書社1996年版）編錄了上自唐代、下迄清末的部門古籍刻工姓名，對于版本判定，供給了極年夜的方便。
古籍的品種單一，依據刊刻時期，分唐卷子本、北宋本、南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清刻本等。依據刻書單元，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等。依據刻書地域，分浙本、閩本、蜀本、高麗本、東瀛本、越南本。浙刻又可分為衢州本、臺州本；閩刻又可分為建陽本、麻沙本等。依據雕鏤東西的品質，分精刻本、寫刻本、叢書本、道躲本、抽印本、翻刻本、影刻本、遞修本等。依據雕印前后，分祖本、原刻本、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依據字體鉅細，分年夜字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依據色彩分歧，分藍印本、紅印本、朱墨本、套色本等。依據增刪批校，分增訂本、刪省本、足本、批校本、注本等。依據活字印刷，分泥活字、木活字、銅活字、磁活字等。依據各類寫本，分唐寫本、明寫本、精鈔本、影鈔本、毛鈔本、底稿等。依據文物價值，分秘本、孤本、稀見本。我們從事版本敘錄的寫作，凡是包含書名及其卷數、作者的字號、版本狀態、內在的事務撮要等。是以，清楚上述基礎術語概念，是很有需要的。當然，版本學是一門實行性很強的學科，上述術語只是就普通情形而言，現實的情形往往加倍復雜，只要到實行中才幹有更實在的感觸感染，才幹取得更多的常識。
古籍的刊刻
20世紀有名史學家陳寅恪師長教師曾如許描寫宋代文明：“華夏平易近族之文明，歷數千載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讓中國人引認為驕傲的四年夜發現，此中有三項發現普遍應用于宋代。這三項發現連同漢代發現的造紙術對于世界文明的宏大進獻無論怎么評價都不外分。此中，印刷術的發現，把人類智力發明加以物化，對于常識立異、收拾、積聚和傳佈施展了宏大感化，因此在本質意義上進步了人類的文明程度。
中國發現的印刷術包含兩年夜類：一是雕版印刷，一是活字印刷。依據現存文獻講座場地考核，雕版印刷術呈現于唐代，到唐末雕版技巧已廣為利用，且到達很高的程度。明天尚能看到唐人刊刻的金剛經畫像，就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而成的。此外，西安、鎮江、阜陽、有為等地唐墓中發明雕印《陀羅尼咒經》六件，顯示了唐代雕版印刷的較高程度。對此，宿白傳授著有《唐宋時代的雕版印刷》（文物出書社1999年版）一書有詳盡的考述。宋代開寶八年（975）吳越王錢淑掌管刊印的《陀羅尼經》則顯示了宋代浙刻本的光鮮特點。至今保留上去的北宋晚期刻本，在國際外各年夜藏書樓中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廬山真臉孔，曾經成為鎮館之寶。福建刻書年夜約始于12世紀初葉，福州東福寺雕印的《崇寧萬壽年夜躲》年夜約是福建年夜範圍刊書的發端之作。此外，河南開封、山西臨汾、四川成都等地，在宋元時代也是刻書昌隆之地。宋元以來各地的刻書情形，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黃慈博《廣東宋元明經書槧本紀略》、佚名《福建板本志》、松風室手本《宋本考：蜀刻紀略》等收錄清末平易近國時代有名學者撰寫的有關福建、四川、浙江、廣東等地宋元以來刻書汗青的專門著作，北京藏書樓出書社2003年將上述著作匯編成《閩蜀浙粵刻書叢考》。關于宋版書的著錄題解后代出書了良多種，此中黃丕烈的《百宋一廛書錄》具體記錄宋版書的版刻、舞蹈教室形制、刊時、刊者、卷數、行格、存佚、紙墨、字體及傳承流布、后人校勘等情形；陳鱔《經書後記》19篇，訂正諸書得掉存佚情形；瞿中溶《古泉山館題跋》系對明清兩代翻刻宋本書汗青的綜合考核；島田翰《古文舊籍考》卷為《送槧本考》研討宋本專著；曹元忠《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袁克文《冷云手寫所躲宋本撮要二十九種》、張元濟《寶會堂宋本書錄》均對宋本書作了考核；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則是五代兩宋國度刻本的汗青考核，北京藏書樓出書社2003年編錄上述諸書為一版，成《宋版書考錄》。
當然，雕版印刷，每一頁都單刻木版，每一本書都要零丁雕鏤，既費時，本錢又高。跟著文明普及的需求，冊本的暢通更加頻仍多樣，傳統的雕版印刷業顯然已不克不及知足時期的需求。宋仁宗慶積年間（1041—1048），布衣畢昇發現了更為方便的活字印刷術。這種活字印刷，不只年夜年夜進步了任務效力，並且極年夜地下降了本錢。畢昇發現的活字印刷給文明傳佈帶來極慷慨便，使冊本文明走向大眾、走向市場成為能夠，是以它的更深遠的意義，是發明了文明的新類型，并將傳統文明推向新的階段。
由于常識積聚和印刷術發財，在學術文明方面最惹人注視的工作即是宋元以后對中國典籍的集年夜成式的收拾。我們了解，在中國文明傳佈史上，有三個主要的時代值得銘刻：一是漢代對于先秦典籍的收拾，二是宋代對于前代典籍的收拾，三是清代對于全部現代文明的總收拾。明天可以或許看到唐及唐前的典籍，漢人之外，最重要的元勳是宋人。他們編輯了很多文學總集、史部匯編及年夜型東西書，至今依然是學人案頭或公共藏書樓必須具備的東西書，如《文苑精華》《承平御覽》《承平廣記》《承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冊府元龜》《樂府詩集》《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都出自宋人之手。與此同時，他們還大批刻印前代的史乘、文集及浩繁先秦兩漢諸子著作。宋代對于古籍刊刻和研討、對于中國文明的傳佈起到了承前啟后的感化。japan(日本)、朝鮮等也在本身的國度刊刻了大批的古籍，人們習稱“和刻本”和“高麗本”，可見中國的雕版印刷在亞洲影響之巨。印刷術經過波斯傳到埃及和歐洲，14世紀末，歐洲呈現了木板雕印的紙牌、圣像、經典和拉丁文講義，德國谷騰堡在公元1456年率先在歐洲用活字印刷“圣經”。四年夜發現不只深入地影響了人類的迷信技巧和社會軌制的汗青變遷，並且深入地轉變了人類世界的視境，以此為動身點，人類逐步走出各自的區域，開端熟悉到全世界之所謂“全”的意義地點。
假如想要具體清楚中國現代的刻書情形，葉德輝著《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9年版）是最主要的一部著作。該書用筆記情勢闡明冊本和版片的各類稱號、歷代刻書的規格、資料及印刷、裝訂、辨別、保留等方式，論述現代活版印刷、黑色套印的開創和傳佈以及各個時期彪炳的有名刻本、書林掌故等。此外，楊繩信的《增訂中國版刻綜錄》（陜西國民出書社2014年版）、瞿冕良的《古籍版刻辭典》（齊魯書社1999年版）等都長短常適用的東西書。前者分宋元版刻、明代版刻、清代版刻、活字與套版等四個部門，并附錄宋元明清四代手本、收錄了相當豐盛的現代刻書家的材料。后者收錄刻書家、抄書家8000余條，刻工一萬余條，版刻名詞600余條，參考東西書300余條，便于查找。缺乏之處是，有相當一部門材料起源于各類參考東西書，沒有顛末目驗。
現代冊本的暢通，當然重要依附書展。清代以來，北京、上海自覺構成了很多冊本集散中間。王漁洋《居易續談》說道：“今京師書肆，皆在正陽門外西河沿，余惟琉璃廠間有之，而多不見。”由此而見，清初，此刻的前門為那時書肆中間，琉璃廠亦已呈現書展。清代學者李文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撰寫《琉璃廠書肆記》，記錄那時書展30余家。而據晚清繆荃孫著《琉璃廠書肆后記》、平易近國時代的孫殿起著《琉璃廠小記》、今世沈念樂主編的《琉璃廠史畫》等書記錄，光緒初年約有書展200余家，古玩書畫碑本等店展5會議室出租0余家。1952年樹立中國書店，1958年公私合營，111家古籍書店合并到中國書店旗下，古籍圖書營業均回中國書店運營。1982年出書的《中國書店三十年所收善本書目》（1992年又出書補編）記錄了中國書店的事跡，此中不乏宋元版等稀見本。近代古籍收拾出書，首推由張元濟掌管下的商務印書館，收拾出書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秘本元明雜劇》《涵芬樓秘籍》《叢書集成》等年夜型叢書和《承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年夜型類書，表現了平易近國時代我國古籍收拾出書的最高程度。中華書局底本是綜合性的出書社，從1958年起成為收拾出書中國古籍的專門研究出書社，收拾出書了《資治通鑒》《全唐文》《全唐詩》《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永樂年夜典》等經典文獻，特殊是聚集上百位專家，顛末20多年的盡力，收拾出書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新中國古籍收拾出書工作中作出了杰出的進獻。
跟著時期的成長和變更，古籍的收拾也隨之構成了新的特色，除了傳統的校注之外，還在曩昔影寫的基本上經由過程拍照技巧，將古籍原樣影印，使得大批古籍得以化身萬萬，存真傳播。中華書局1995年出書的《1911-1984影印善本書序跋集錄》節錄了442篇專家撰寫的專談該書版本的序跋。姜亞沙《影印珍本古籍文獻舉要》（北京藏書樓出書社2002年版）在曾經影印出書的上百種古籍中，精選出具有代表性小樹屋的73種加以先容。
古籍的加入我的最愛
對于現代典籍的體系加入我的最愛及收拾始于西漢。楚漢戰亂之際，蕭何有興趣識地搜集典章軌制方面冊本，對于西華文化扶植起到了主要感化。此外，張蒼治律歷，陸賈著《新語》，賈誼著《舊書》。漢惠帝除挾書之律，漢武帝置太史公，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搜集全國遺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躲，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孝成帝又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法，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劉向總其成，為每一書撰寫敘錄，劉歆在此基本上編寫《七略》，收錄圖書33090卷。王莽之末，冊本遭到損毀。顛末東漢初年的搜集，石室、蘭臺、東不雅及仁壽閣等，舊書匯集，又呈繁華局勢。這些情形，《漢書·藝文志》有過具體的記錄。
漢末董卓之亂，逼迫漢獻帝西遷長安。宮廷所躲圖書縑帛，居然被那些甲士看成帷囊，喪失沉重。所收曹魏時代的鄭默，依據宮中躲書編定書目，取名《中經》。在此基本上，荀勖又著《中經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籍：甲部，六藝及小學等書；乙部，有古諸子家、晚世子家、兵法、兵家、法術；丙部，有《史記》、往事、皇覽簿、雜事；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總計29945卷。
西晉末葉的八王之亂，華夏文明又一次遭受絕後的大難。渠閣典籍，靡有餘存。東晉初年，著作郎李充依據荀勖舊著收拾殘存，僅有3014卷。劉宋元嘉八年，謝靈運編《四部目次》，《隋書·經書志》所錄64582卷。胡應麟《經書會通》卷一認為“六”字誤，看成14582卷。由於從東晉初的三千卷，不到一百年間不成能驟然增添這么多書。胡氏的揣度是有事理的，由於元徽元年，稍后于謝靈運的秘書丞王儉編目次時不外15704卷圖書。齊、梁間，蘭陵蕭氏統治團體比擬器重文明，曾號令王亮、謝朏等編《四部書目》，任昉、殷鈞編《四部目次》，收書達23106卷，這里不包含多少數字浩繁的釋教著作。而這個時代最主要的加入我的最愛與著錄，當首推阮孝緒的《七錄》：經典錄、記傳錄、子兵錄、文集錄、技巧錄、佛錄、道錄，著錄44526卷。很惋惜，梁代后期收錄的豐盛圖書，有相當一部門在西魏霸佔江陵后，被梁元帝焚毀。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545—610）上表搜集全國遺書，平易近間異書，往往間出。累計所躲約三萬余卷。隋煬帝即位，將秘閣之書限寫五十正本，加入我的最愛在東都不雅文殿。又聚魏已來奇跡名畫，并撰集道、佛經傳目次。很惋惜，良多圖籍在唐代武德五年運輸經過歷程中又遭漂沒。是以，編輯《隋書·經書志》時，目次標注為14466部89666卷，但現實上良多都已掉傳。唐宋以后的官方躲書，《舊唐書·經書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宋史·藝文志》均有闡述。
除了官方躲書外，私家躲書盛于宋代。我們明天看到的宋代幾部主要的目次學，作者都是有名的加入我的最愛家。還有一些冊本的命運更為坎坷，有的躲到井中，后來被發明，如宋末遺平易近鄭思悄躲書。此外，還有躲在舊宅中，如漢代孔家舊宅躲書，后來為魯恭王所壞，發明了蝌蚪文古文尚書。稍近的例子是2006年11月24日北京德寶國際拍賣無限公司發布三件宋元版珍品，即宋刻宋印的《南岳舊稿》《南岳稿》四冊，被人發明于家傳老宅房梁之內。該書為宋代臨安府陳解元所刻，故與秘本《唐女郎魚玄機詩》版式附近。明清以來，涌現出了良多有名的躲書家，此中山陰祁承燁的澹生堂，寧波范欽的天一閣，常熟毛晉的汲古閣，錢謙益的絳云樓，瞿紹基鐵琴銅劍樓，聊城楊以增、楊紹和父子運營的海源閣，浙江吳興的陸心源的皕宋樓，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樓等最為有名。此中又以瞿楊兩家宋元刻本為最。是以又有“南瞿”“北楊”之稱。最令人痛心的是陸心源的躲書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japan(日本)人所有的購走，現躲于japan(日本)東京靜嘉堂文庫。上述躲書家的典躲，只要天一閣還自力保留30余萬卷約15萬冊。近古代躲書以劉承幹嘉業堂、傅增湘雙鑒樓、蔣如藻密韻樓和張鈞衡適園最為有名。蔣氏字孟蘋，浙江吳興人，曾影印自躲宋本為《密韻樓七種》；王國維曾代為編纂《傳書堂躲書志》《傳書堂善本書目》等。張氏字石銘，號適園主人，浙江吳興人，刊有《適園躲書志》《芹圃善本書目》《適園叢書》《擇是居叢書》等。劉承幹字貞一，號翰怡，別署求恕居士，浙江上虞人，后遷居湖州南潯，刊有《嘉業堂叢書》《吳興叢書》《求恕齋叢書》《留余草堂叢書》《希古樓金石叢書》等五種。其嘉業堂躲書多達60萬卷，珍本秘笈，流譽學林。《嘉業堂躲書志》由近代有名學者繆荃個人空間孫、吳昌綬、董康等賡續修撰而成，精選善本古籍1700多種，均記其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及躲章等，現曾經過吳格收拾，由復旦年夜學出書社1997年出書。傅增湘字沅叔，字號躲園、躲園居士，因躲有宋刻《資治通鑒》《洪范政鑒》，故命其圖書館為“雙鑒樓”。生平躲書20余萬卷，比擬主要的有宋版《文中子》《方言》等，是錢謙益絳云樓的舊躲。此中精品部門輯進《四部叢刊》和《續古逸叢書》中。其原躲多已募捐給國度藏書樓。關于傅氏躲書，有《躲園群書經眼錄》十九卷，收錄4500余種，中華書局1980年出書。在作者加入我的最愛的古籍中，作者還親身校勘約16000卷，每校勘一書，都在卷尾綴寫小記，闡明此書的學術淵源、版刻源流和校勘所得，后人輯得《躲園群書題記》，收書580篇，都為二十卷，由上海古籍出書社1989年出書。
此外，還有書院、寺院躲書，亦頗為豐盛。劉勰撰寫《文心雕龍》，僧祐編纂《出三躲記集》、惠皎編《高僧傳》等重要就是應用了寺廟的躲書。相傳《古文苑》就是唐代孫洙于佛龕中取得，而梁元帝加入我的最愛的七萬卷躲書良多也得于江南各地的寺院。
在普通人心目中，版本學似乎只是現代文獻研討者面對的題目，實在否則。古代文獻研討異樣面對著版本題目。版本是傳統的，也是古代的；版本學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若何挽救上述瀕危的古代版本，若何拓展傳統版本學研討的新視野，還有良多題目值得深刻思慮。相干常識，我推舉兩部著作：一是王子霖師長教師的《古籍版本學》（《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一部，上海古籍出書社2006年版）；二是魏隱儒師長教師、王金雨師長教師的《古籍版本判定叢談》（印刷產業出書社1984年版）。這兩部著作是從古籍判定實行中打磨出來的，內在的事務豐盛，深刻淺出，有很強的領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