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李延壽著，盧振華、王仲犖原點校教學，張金龍掌管修訂，中華書局，2023年10月
《南史》是一部史乘，為什么說它具有小說家的氣質？這里的小說家不是指寫短篇、中篇或長篇小說的小說家，而是指傳統圖書分類中子手下面的“小說家類”著作，內在的事務多以街談巷議、談神說鬼、希奇幽渺的故事為主。
《南史》是一部堂堂正正、記錄南朝各代汗青的野史，怎么會有這些荒謬不經、難登年夜雅之堂、被前人斥為“小說家言”的內在的事務呢？說其實的，我也很受驚。此次要不是由於《南史》修訂本出書了，我順手往翻看，能夠至今還懵然蒙昧。
《南史》是在《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的基本上增刪改寫而成的，此中瑜伽場地《宋書》《南齊書》成書于南朝，《南史》對《宋書》刪削最多，對《南齊書》的增刪改易也良多。《南齊書》的作者蕭子顯，為其父豫章王蕭嶷作傳，文甚煩冗，《南史》年夜加刪落，可是在刪的同時也補充史事，在蕭嶷的傳末還補充了蕭嶷因非正常逝世亡而兩教學次現形于世的古怪故事。豫章王蕭嶷有個弟弟叫蕭鏗，封為宜都王。關于此人的列傳，《南史》也有溢出《南齊書》的處所，并且有兩處記錄也很神奇。一處是講因思母甚切，精氣感通，得以在夢中見亡母之容貌穿著。另一處是講蕭鏗與陶弘景有師生之誼，因托夢給陶弘景，說本身某日當逝世，三年后當轉生于某家，陶醒來后派人往察訪，果是這般，逐一應驗，后來還是以寫了一本叫《夢記》的書。
《南史》補充的這些事涉神怪的記錄盡不止于《南齊書》，對別的三部史乘也是這般。再舉兩個對《梁書》作補充的事例。
《南史》卷五一《蕭昂傳》補充如下一節：
時有男子年二十許，披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世，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圣姑。就求子往往有用，造者佈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認為祅惑，鞭之二十。創即差，掉地點。
這位圣姑的神通相似于后世的送子娘娘，故獲得普通老蒼生的頂禮崇敬。她在被鞭打后，留在皮膚上的傷痕即刻痊愈，而人也消散不見了。
《南史》卷六四《陰子春傳》則補充了一節講由于給神靈找到安身地方而獲得福報的故事，而情節的展陳則經由過程兩次做夢完成。陰子春得授刺史一職，既由于軍功，也由于所積的好事，二者交錯在一路，虛真假實。單就這一段來看，後面一部門是小說，后面一部門是寫實，或許說，是虛擬和非虛擬相間。
再舉兩個關于《宋書》的例子，《南史》一處是改寫，另一處是補充，均出自《南史》卷十六《王玄謨傳》。改寫的事例如下：
《宋書》卷七十六《王玄謨傳》：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不雅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南史》卷十六《王玄謨傳》：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不雅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
這里《宋書》和《南史》的標點均根據原點校本。二者的差異在哪里呢？《宋書》作《不雅音經》，而《交流南史》作《不雅世音》，且增添了王玄謨反問“何可竟也”這個細節。兩比擬較，顯明是《南史》更優，由於《不雅音經》無論是作為哪一部佛經的簡稱，都有必定篇幅，都不成能在一夜之間誦念千遍。《南史》作“不雅世音”，此三字實在不該該加書名號，它不是某個佛經名，而是就指不雅世音菩薩。依據釋教的說法，稱念不雅世音菩薩的名號，就和稱念阿彌陀佛一樣，有無量無邊的威力和好事。共享會議室王玄謨誦念不雅世音名號千遍而能免于逝世刑，恰是源于此。《南史》的作者李延壽應當是這方面的專家，他不只把“不雅音經”三字改成了“不雅世音”，並且增添了王玄謨夢中反問“這怎么能念得完呢”和依然被授予口訣如許的情節，就使整件事更符合道理。《宋書》作“誦之得千遍”，《南史》作“且得千遍”，“且”字改得甚妙！連起下文讀，《南史》敘事的嚴重水平和戲劇性一會兒提了起來：眼看念得快到一千遍，成果天亮了，很快就要受刑，然后他不斷地接著念，終于到達一千遍，迎來年夜反轉！“南無不雅世音菩薩”的法力無邊，正表現在這里。
我查檢新出的《南史》修訂本，發明這一節文字，“不雅世音”三字依然標了海浪線，看來修訂任務真的是永無限盡。
《南史》對《宋書》補充的例子依然是出自《王玄謨傳》，《南史》在其后補充了王玄謨從弟王玄象的列傳。《宋書》沒有給王玄象立傳，《南史》雖作了補充，文字也未幾，其主體部門又是一個神怪故事：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世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男子立冢上，遠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男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于是女復逝世。玄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讀這些文字，模糊之間認為讀的是《搜神記》。
為什么《南史》中會有大批事涉神怪的內在的事務呢？我們查《搜神記》《幽明錄》《靈異記》等明天被視為小說志怪的書，在《隋書·經書志》中倒是回在史部的雜傳類，這應當和那時人特殊是史官的不雅念有關。雜傳部門的弁言說：“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又說：“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希奇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圣賢之風。因其事類，接踵而作者甚眾，項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根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采其要焉。”李延壽久居史館，介入多部官修史乘的修撰，他恰是秉持如許的不雅念來修《南史》，把良多明天看似荒謬不經的內在的事務采進書中，而這些記錄，反過去又反應了南朝阿誰特別時期的精力崇奉和思惟世界。由于《南史》采擇的良多雜傳小說等曾經亡佚，它的文獻材料價值就顯得更為可貴。從這個角度說，《南史》既可以說是野史中的一個“另類”，又可以說是研討現代小說者所不成疏忽的一個材料寶庫。
（作者系中華書局副總編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