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宋詞 古典文學 蘇軾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船。問汝生平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自題金山畫像》）蘇軾可以或許成為宋代文學甚至宋代文明的典范，除了稟賦才思與小我盡力，與他平生三黜的人生經過的事況不有關聯。黃州、惠州、儋州時代，既是他平生的磨難期，也是其文學創作的岑嶺，可以充足反應出蘇軾本身的心性變更及其文學成績。
黃州
◎王兆鵬
烏臺詩案的原由是分歧的政見表達，但硬生生地被政敵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時任湖州知州的蘇軾“如捕響馬”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經審訊就直接投進年夜牢，不只肉體上禁受嚴刑的熬煎，精力上也實在感觸感染到逝世亡的要挾和可怕。蘇轍《為兄軾坐牢上書》說：“軾早衰多病，必逝世于監獄。”蘇軾在《杭州召還乞郡狀》中回想，湖州被捕時，“自期必逝世，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監守未果，到獄中又想盡食“求逝世”。獄中遭獄吏侮辱，認為身材無法蒙受，必逝世無疑，遂寫詩給弟弟蘇轍寄身后事，題為《予以事系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克不及堪，逝世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此案后，蘇軾貶謫黃州，固然逃過鬼門關小樹屋，但命運跌落到有生以來的最低谷。
政治上，回到原點。自二十六歲以制科進三等正式步進宦途，被命為從八品的年夜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貶黃州后，二十年間積聚打拼的政治本錢所有的回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員外郎、知湖州降到從八品的黃州團練副使。不只官階一夜重回出發點，並且被撤消了俸祿，不克不及介入公事，實為被監管的掉往人身不受拘束的政治犯。
經濟上，生涯墮入窘境。他幾回再三與友人說：“初到黃，廩進既盡，生齒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省。”（《與秦太虛》之四）“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東坡八首并敘》）“流寓黃州二年，適值歲艱，往往乏食。”（《陶潛詩跋》）初到黃州，真恰是無居無糧，先借居定惠院，隨僧蔬食。半年后遷居臨皋亭，才算居有定所。與來黃州之前的生涯際遇比擬，更是天地之別。依據何忠禮師長教師《蘇軾在黃州的日用錢題目及其他》的研討，蘇軾被貶之前，“僅俸錢支出每月就跨越四十千，圭租所進，則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糧。”（《杭州年夜學學報》1989年第4期）。從優渥的下層士年夜夫生涯跌落為貧苦的政治難平易近，生涯景況的落差之年夜，也讓蘇軾一時難以順應。
最讓蘇軾苦楚的，則是精力上的被擯棄和被孤立。他初到黃州，非常苦楚，曾對伴侶坦露心聲：“處患難不戚戚，只是哲人無意肝爾，與鹿豕木石何異！”（《與趙晦之》之四）他感到本身重罪遭貶，被朝廷“放棄”，被君王擯棄，被同類士年夜夫厭棄，極端自大苦悶。他人不敢見他，他也不敢見人，自我封鎖愧縮。他在《與蔡景繁》信中說：“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于士友間，但愧縮罷了。”“坐廢以來，不唯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說：“某謫居粗譴，放棄之人，每自嫌鄙，況于別人。”直到元豐五年冷食，他仍然覺得生涯物質的睏倦和精力上的悲觀掃興：“空庖煮冷菜，破灶燒濕葦。”“君門深九重，宅兆在萬里。也擬哭途窮，逝世灰吹不起。”（《冷食雨二首》）“君門”遠不成及，回朝已是有望，心如逝世灰。蘇軾到黃州時，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般超然奔放，超脫瀟灑。顛末幾年的錘煉與心靈的摸索，他才慢慢走出精力的苦楚，成為超然奔放的智者東坡。而他的黃州詞，則藝術地展示了他的心路過程。
謫居黃州，雖是蘇軾人性命運的滑鐵盧，倒是其詞作藝術的岑嶺。標志有二：一是詞作多少數字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
蘇軾的詞體創作之路，可分為五個階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寧七年（1064—1074）鳳翔簽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寧八年至元豐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豐三年至七年（1080—1084）謫居黃州，四是元豐八年至紹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潁、定三州，五是紹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謫居惠州、儋州。依據鄒同慶、王宗堂師長教師《蘇軾詞紀年校注》的紀年統計，蘇軾可紀年詞292首，未紀年詞39首；紀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終于元符三年；五個階段分辨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黃五年共創作97首，占其平生可紀年詞總量的33%。換言之，蘇軾生平三分之一的詞，是在黃州創作的。
我們曾根據宋詞在歷代選本中的進選頻次、被歷代詞評家批評的頻次、被后人追和的頻次和今世學者研討的頻次、被網頁收錄及評論的頻次等數據加權盤算，斷定一首詞的影響力，將影響力位居前列的視為名篇。在百首宋詞名篇中，蘇軾一人占10首，此中5首作于黃州：《念奴嬌》（年夜江東往）、《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掛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風浪》（莫聽穿林打葉聲）。赤壁懷古詞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詞第一名篇。在宋詞三百首名篇榜單中，蘇軾占24首，此中13首作于黃州，還有6首作于貶黃州之前、5首作于離黃州之后。數據顯示，蘇軾生平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黃州。無論從多少數字仍是東西的品質上看，黃州都是蘇軾詞作的岑嶺期。
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窘時代，蘇軾能發明詞作的光輝？這有主客不雅方面的緣由。從內在的客不雅前提來看，那時詩尊詞卑的詞體不雅念，為蘇軾供給了不受拘束作詞的合適周遭的狀況。蘇軾因寫詩而變成烏臺詩案，所以居黃時代，不敢多寫詩，以免再生事端。他在與陳朝請、上官彝、沈睿達等友人的信中反復說明說：“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多災畏人，遂不敢爾。此中雖無所云，而功德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限事也。”“賜教作詩，既才情拙陋，又多災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獲咎，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不唯筆硯曠廢，實以多災畏人，然功德者不願見置，啟齒獲咎，不如且已。”固然蘇軾并非徹底不作詩，但簡直是少了很多。中華書局點校本《蘇軾詩集》錄存蘇軾紀年詩2352首，居黃詩僅有170首，占紀年詩的7%。而詞在北宋是應歌而作，被視為游戲文字，詞作內在的事務自己既與政治、認識形狀有關，人們客觀上也不把詞看成政治性、功利性文學，只是看成一種文娛情勢罷了。所以，蘇軾居黃時代，心有余悸不敢寫詩，卻可以安心勇敢、不受拘束無礙地寫詞。他人求詩，他一概拒絕，而他寫詞，倒是自動寄贈，《與陳年夜夫》明白說：“比雖不作詩，小詞不礙，輒作一首，今錄呈，為一笑。”寫詩有忌憚，寫詞可不受拘束。于是，詞就成了蘇軾宣泄苦悶、揮灑才思的載體。
從內涵的客觀前提來看，在苦楚的磨礪中，蘇軾的思惟境界、人格精力慢慢走向成熟，從而為詞作供給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黃州寫的《卜算子》（缺月掛疏桐），表示了他驚魂不決、孤單無助、彷徨茫然的心態和寧居冷僻也要苦守自我信心的人格精力。兩年后寫的年夜江東往詞，死力贊美襯著周瑜的人生自得、軍功赫赫，是為反襯自我的人生掉意，深層里則是表示自我幻想未滅、希冀能像周瑜那樣立功立業、最年夜限制地完成本身的人生價值，結句“一尊還酹江月”波折地展示出蘇軾在人生窘境中仍葆有信念和盼望卻一時還看不到盼望的牴觸苦悶的復雜心態。《定風浪》的“一蓑煙雨任生平”，則表示了他終極走出苦楚的精力窘境而進進超然奔放、能自在淡定面臨人生風雨的成熟境界。黃州詞作周全平面地展示了蘇軾在苦楚中掙扎、根究、超脫的心路過程，晉陞了詞的思惟深度、感情力度和藝術精度。蘇軾的黃州詞，標志著詞體思惟感情的豐盛性、復雜性、深入性到達了史無前例的新高度會議室出租，開啟了詞作的新路向，供給了新的抒懷范式。
黃州成績了智者東坡及東坡詞，東坡詞則唱響了黃州。
（作者：王兆鵬，系四川年夜學講席傳授）
惠州
◎王友勝
紹圣元年（1094）閏四月三日，蘇軾因“污詆圣考”“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而貶知英州，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謫命，最后由底本為外放的處所官而成為“不得簽書公務”的罪臣，在惠州渡過了兩年又七個月的嶺海貶居生涯。
惠州時代是蘇軾思惟與創作的主要轉型期。蘇軾元豐二年（1079）首貶黃州，雖為罪臣，其戀闕之心并未耗費。此次貶謫的嶺南，闊別京師，唐代以來就是流貶重罪之臣的首選地。他在惠州說：“少壯欲及物，老閑余此心。”（《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其七）此時作者已再無首丘之念，其佛、老思惟的成清楚顯減輕，主體成分已由執政文官向在野詩人產生改變，其精力世界也由此顛末了一次調劑與重構。他比在黃州時更快順應了惠州的生涯，對心態和情感的把持曾經游刃有余，心坎世界較之前此曾經溫和良多，杜門養疴，爬山覽勝，或交結人物，都可以用來參悟人生。在《記游松風亭》一文中，他因“足力疲憊”，感悟“此間有甚么歇不得處？”遷居合江樓行館后，他又說嘉祐寺“幽邃窈窕之趣”和合江樓“廊徹之不雅”，實在各有其美，如“嶠南嶺北”，并無分歧。其《跋所贈曇秀書》借曇秀“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著處”的答語，表達他已具有豐盛的精力世教學場地界。在蘇軾看來，得掉本就是人生的常態，“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遷居》）。唯其這般，嶺南謫居，蘇軾取得了詩意人生。《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縱筆》亦曰：“報道師長教師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南宋曾季貍《艇齋詩話》甚至載，蘇軾的政敵章惇因不滿其尚能享用《縱筆》詩中“春睡美”般的瀟灑閑適生涯，將其貶到更為荒涼遠遠的海南儋州。其事未必定，但正面反應了蘇軾此時開朗的心情。
蘇軾在惠州可以或許消解人生磨難，勝利完成主體成分與人生思惟的改變，隔代知音葛洪與陶淵明兩人起到了至關主要的增進感化。前者暮年在惠州羅浮山回隱、煉丹與講學，與蘇軾有近似經過的事況。蘇軾將二人與本身并為“三士”，表現要“聯袂葛與陶，回哉復回哉”（《和陶讀〈山海經〉》其十三），至于柳宗元，那是到儋州后，從友人黎子云處借不雅“柳文數冊”，才將其與從華夏帶來的《陶淵明集》并列，“常置擺佈，目為二友”（《與程全父》其十一）。蘇軾觀賞柳宗元的“南遷詩”與人生立場，對其政治思惟并不認同。他對陶淵明的進修、唱和與仰慕，則是全方位、廣角度。陶淵明平生五仕五隱，欲官則官，要隱則隱，沒糧后就往乞討，非常真摯。蘇軾重視的恰是陶淵明固窮守節、隨遇而適的品性。他創作和陶詩，首創現代唱和亡者詩的先河，完成穿越時空的精力對話。此中作于惠州的47首和陶詩，既豐盛了本身的詩歌內在的事務，也成績了陶淵明宋代以后的盛名。蘇軾在惠州的生涯方法也效法陶淵明，自謂“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書淵明西方有一士詩后》）。面臨波折，他瀟灑應對，借地種菜、喝酒、賞花、喝茶、游覽、攝生，談經、研佛、覓句，樣樣都干。其《定風浪》詞曰：“試問嶺南應欠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與普通南貶戎狄之地者往往會吐露出本身華夏文明的優勝感分歧，蘇軾反賓為主，高調傳播鼓吹嶺南即我家。假如說陶淵明將莊子回回天然的哲學思惟詩化，那蘇軾就是將陶淵明的詩歌生涯化，誇大回回自我，強化詩人成分，從而為本身，也為中國后世文人找到了安置魂靈的精力家園。
我們確定蘇軾應對人生窘境的典范意義，但有兩個題目必需惹起留意：其一，蘇軾并不像普通讀者所以為的生涯溫馨，沒有煩心傷腦，而是恰好相反。蘇軾在惠州有良多生涯苦楚，其艱巨水平遠甚黃州。作者僻處瘴癘橫行的蠻荒之地，痔疾減輕，說話不暢，多次請求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準，食口增多而經濟拮據。“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可見其懼禍之心也不成能完整消解。他在詩詞中不太宣泄這些感情，卻在比擬私密性的230多黃歷信中，誨人不倦，屢次說起。如說“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坐爾”（《與程正輔》其十二）；惠州“瘴疫橫流，僵仆者不成勝計”，“某亦旬浹之間，喪兩女使”（《與林天和》其十五），“老稚紛紜，口眾食貧”（同前十二）。
其二，蘇軾與同貶嶺海的韓愈在應對人生困苦時的立場固然有別，但兩邊處窮而不移治世之心，卻并無二致。《論語·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蘇軾寓惠時代，不在其位，也謀其政，沒有前提發明前提為平易近分憂。他充足應用與姊丈兼表兄的程正輔的特別關系，關懷惠州平易近間疾苦和處所扶植。如輔助處理駐軍用房與擾平易近、改正米賤傷農的題目，建議捐建東新、西新兩橋一堤，催促博羅災后重建并提出縣令林抃推行秧馬、水碓水磨等進步前輩東西，提出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提出廣州知州王古建築自來水工程。在惠州所寫的《荔支嘆》一詩更是實際主義詩歌創作的杰作。由此看來，蘇軾在完成主體成分改變后，并沒有因“處江湖之遠”而忘記實際。
惠州時代思惟與生涯的改變也惹起了蘇軾文學題材與作風的較年夜變更。清代已經注釋過蘇詩的王文誥說蘇軾詩風有幾回年夜的改變，此中“紹圣謫惠州一變”。確然，蘇軾暮年在嶺海，詩文作風已由此前的雄放宏肆、群情縱橫趨于樸素平淡、閑適自在。蘇軾流貶儋州，在時光上與在惠州相接續，在詩文作風上亦承續惠州作品特點，再無較年夜變更。
蘇軾惠州詩文題材漸趨生涯化與地區化，是其暮年創作除藝術作風外，最重要的兩個變更。就其在嶺南創作的詩詞文來說，其內在的事務多寫蒔花種菜、蓄藥治病、友朋過從、山川游覽等日常生涯。他在惠州先后住過的合江樓、嘉祐寺與本身design、營建的白鶴峰新房等室第，就有如《居住合江樓》《題合江樓》《題嘉祐寺壁》《記游松風亭》《遷居》《白鶴新房上梁文》等多首詩文曾予描述，載述頗詳。寵姬朝云紹圣三年七月卒，作者創作有《悼朝云》《朝云墓志銘》《殢人嬌》（白發蒼顏）等詩文，前詩有“悲傷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后緣”之句，情深至極。蘇軾在惠州的伴侶圈有官有平易近，有僧有道，還有隱逸的高士與前來造訪的主人，特殊是廣南東路提刑程正輔及詹范、方劑容、周彥質、王古、林抃、馮祖仁、侯晉叔、程天侔、歐陽知晦等處所官員，既是蘇軾精力上的厚交，也是其生涯上的重要輔助者。他們或陪同蘇軾爬山臨水，與蘇軾詩酒酬唱，或奉送其各類生涯與醫藥物資。與他們日常交集相干的詩文、書啟占蘇軾惠州所有的作品的相當年夜比例。
語詞的地區性選擇亦是蘇軾惠州詩文創作的明顯特色。蘇軾筆下之惠州山水秀美、風氣渾厚、物產豐富、天氣特異，有著與巴蜀、華夏迥乎分歧的特征，具有激烈的視覺沖擊感與別緻感。他熱忱刻畫、頌贊嶺熏風光，“以彼無盡景，寓我無限年”（《和陶回園田居六首》其一），與年夜天然融為一體。瘴癘、瘴海、瘴鄉、瘴霧、瘴風、瘴雨、瘴云、瘴氣、蠻菊、蠻風、蠻江、蠻謳、蠻村、蜑酒、蜑雨及蒸暑等帶有顯明嶺南地區特點的意象，在其惠州作品中俯拾便是。枇杷、盧橘、楊梅、蠻果、荔子、龍眼、檳榔、桔柚等寒帶生果是蘇軾在惠州的心儀食物，經其宣揚，獲得華夏國民的廣泛愛好與認同。西湖、羅浮山、東新橋、西新橋、蘇堤、東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湯泉、合江樓、年夜圣塔（泗州塔）、嘉祐寺等蘇軾詩文中或與其聯繫關係的景點或建筑，是以而得以保存、回生與開闢，成為惠州殘暴的文明遺產。
蘇軾貶謫惠州，對他自己而言，是年夜不幸，但對惠州甚至全部嶺南而言，不啻為一件可貴的幸事。蘇軾在惠州屢次表現要停筆，但據《惠州志·藝文卷》第四編《蘇軾寓惠集》統計，他在惠州居住940天，所作詩詞、序跋、雜文、書啟等多達587首（篇、封），從寫作頻率來看，應當高于黃州，更遠高于儋州。蘇軾給惠州帶來文明聰明之光，是惠州汗青文明的一張閃爍手刺。晚清惠州詩人江逢辰在《東坡白鶴峰舊居詩和楊誠齋》詩中驕傲地說：“一自坡公謫南海，全國不敢小惠州。”蘇軾的南貶惠州及所創作的浩繁詩文為惠州增加了無比豐盛的文明底蘊；惠州是蘇軾人生思惟與創作轉機的主要驛站，惠州時代作品由此成為讀者走近蘇軾心靈世界的極好標本。
（作者：王友勝，系湖南科技年夜學傳授）
儋州
◎阮忠
蘇軾暮年被貶為瓊州別駕，謫居海南三年，重要生涯在儋州，此刻的儋州中和鎮。這時他有兩年夜意愿：遍和陶詩、完成“海南三書”。
（一）重陷苦楚再度自我超然。蘇軾在惠州得知再貶海南，給王敏仲寫信，說本身垂老投荒，難以生還：“今到海南，首看成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諸子，逝世則葬于海內。”（《與王敏仲書》）他視海南為畏途，從瓊州前去儋州途中登儋耳山，有詩道：“登高看華夏，但見積水空。今生當安回？四顧真途窮。”（《行瓊儋間》）到儋州后，上《到昌化軍謝表》說：“臣孤老無托，瘴癘交攻。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為逝世別；魑魅迎合于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62歲的他，苦楚比貶黃州、惠州時愈甚，身居海南，為年夜海隔阻，不知何日可以或許北回。
蘇軾最後的苦楚更多緣于精力，未到海南，先在精力上有了令己哀傷的感知，隨后是逼真的生涯艱巨。初到海南時，他有信給雷州太守張逢，說海南荒漠蕭條，本身日就灰槁。并告知程儒秀才，說這里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好吃肉的他，“五日一見花豬肉，旬日一遇黃雞粥”（《聞子由瘦》）；好喝酒的他，把隨身的酒器賣了換取生計所需的衣食，唯獨留了一只心愛的荷葉杯把玩。
蘇軾自我調適，善美食的他把蒼生家常的薯米做成“玉糝羹”，滋味奇盡；把煮著吃的生蠔，烤著吃，鮮美極了，寫了《老饕賦》，說吃的快活；本身釀了“真一酒”，寫了《真一酒歌》，說酒的沉醉。其實沒吃沒喝，則用“龜息法”靜養。本和兒子蘇過像苦行僧的他，隨緣委命，把苦日子過成了攝生之道。這時當他環顧天水無邊凄然自傷時，轉而想到，海南在海水中，年夜陸亦為年夜海圍繞，“有生孰不在島者”（《試筆自書》），心下豁然。不再有“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馀”（《儋耳山》）的憤懣。蘇軾的悲觀奔放，在如許的日子里取得升華，重陷苦楚后再度自我超然。
所以蘇軾遇赦北回時，不由說道“我本海南平易近，托身西蜀州”（《別海南百姓表》）。吾心安處，海南亦是家鄉。并在分開海南《六月二旬日夜渡海》詩里吟著，“苦雨終風也解晴……天容海色本廓清”，面臨已經讓他驚慌難安的海南，密意地說：“九逝世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盡冠生平。”謫居海南，蘇軾北回之際有如許的人生稱心，是讓他在海南飽刻苦難的人其實想不到的。
（二）師淵明之雅放，遍和陶詩。蘇軾貶黃州躬耕城東的山坡時，想在黃州渡過本身的后半生，最敬慕的是東晉九江的陶淵明。他那時填了一首《江城子》，詞序說：“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陶淵明的《游斜川》詩說“中觴縱遠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私密空間明日非所求”，這是陶淵明回田樂隱后的尋求，蘇軾說本身躬耕東坡，筑居雪堂，猶若陶淵明的斜川之游，故在詞里剖明“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世，照舊卻躬耕”。他視陶淵明為人生模範，躬耕而闊別世俗。但他身為貶官，并非真能與塵凡離別。
蘇軾對陶詩的評價很高，說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與子由書》）。他最愛的是陶淵明的生涯，在黃州時隱栝《回往來兮辭》成慢詞《哨遍》，在海南則有《和回往來兮辭》。陶淵明自問“回往來兮，田園將蕪，胡不回”；蘇軾則自問：“回往來兮，吾方南遷安得回。”一個“安”字，顯露出他欲回不得的無法。他在這篇和辭里說的“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古詩”，是他自黃州就有的遍和陶詩的意愿。他遍和陶詩，依循公例無形式上的認同或模仿，詩的內在的事務倒是自我的海南生涯和風情。權以謫居為隱居，盡管他做不成真正的陶淵明。
蘇軾在海南親見了本地蒼生的生涯，寫了《和陶勸農六首》，激勵蒼生農耕，不要游手好閑；盼望轉變男坐女立的舊俗，漢子也當勞作；勸告蒼生有病看醫，不要請巫師殺牛禱告，他本身好采些草藥，為蒼生治病。在與蒼生旦夕相處中，他表達了“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即漢黎一家親的平易近族融會思惟。他曾想興學，往看過儋州城東的書院，寫了《和陶示周掾祖謝》感歎“師長教師饌已缺，門生散莫臻”。他的和陶詩最后編成《和陶集》，完成了遍和陶詩的愿看。但分歧的生涯與思惟表達，他的和陶詩與陶淵明的詩畢竟是兩種作風，蘇軾的這些詩達不到陶詩平庸靜穆的境界，但他詩中彰顯的才學和社會關心，則為陶詩所不及。
元符二年（1099）元宵節，蘇軾與儋州的幾位老墨客夜游，回來已是三更，蘇過鼾聲正酣。蘇軾突然放杖而笑，在海南享用如許美好的夜晚，是“得”仍是“掉”呢？這時，他真像隨順天然的陶淵明。
（三）了得“海南三書”瞑目無憾。蘇軾在海南創作的大批詩文，包含和弟弟蘇轍、兒子蘇過的唱和詩，后來結集為《蘇文忠公海內集》，但在這部集子里，沒有支出他始于黃州，在海南終極完成的“海南三書”或說“經學三書”，即《易傳》《論語說》《書傳》。絕對三書，和陶詩似乎顯得舉足輕重。
蘇軾曾對很多友人幾回再三說過“海南三書”，此中對滕達道說，了得三書，無益于世，瞑目無憾。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他北回時從海康搭船往合浦，遭受連日年夜雨，水無津涯，船行海上，蘇軾“起坐四顧慨氣，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于此乎？過子在傍鼾睡，呼不該。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喪文雅，吾輩必濟！’已而公然”（《書合浦船行》）。后來他在臨終前把三書拜託給門人錢濟平易近，說三十年后必定有理解這三部書的人。這和孔子修《年齡》說的“后世知丘者以《年齡》，而罪丘者亦以《年齡》”（《史記·孔子世家》）有點類似。
蘇轍在蘇軾墓志銘里說，父親蘇洵暮年讀《易》，作《易傳》未完，垂死之際囑蘇軾續完。蘇洵作《易傳》始于嘉祐五年（1060）52歲時，那時已作得《易傳》百余篇，但58歲卒于汴京時未能完成。蘇軾流淚授命。蘇軾貶黃州時，先成《易傳》，再成《論語說》，他在黃州給文彥博的信中，說本身完成了《易傳》和《論語說》。此后《書傳》成于海南。但他暮年又反復說在海南了得三書，只因《易傳》和《論語說》在海南修訂，最后定稿。《論語說》明代后掉傳，今有輯佚本傳世，所輯佚文甚少。《易傳》有其父蘇洵的進獻，難分彼此，后世或稱《蘇氏易解》即為此。
《書傳》的仁義思惟最值得追蹤關心，蘇軾雖說受道、佛的影響很年夜，特殊講座場地鐘情于莊子，但面臨社會管理，蘇軾重要仍是受儒學的深入影響。他在《書傳》里批駁老莊申韓，提出人當積學以成仁義；批駁韓愈在保護儒學道統時，有論理不精的弊病；批駁陋儒對周召公用刑說的曲解，說召公的意思在慎刑慎罰而不是激勵科罰。這些與蘇軾早年的思惟分歧。他22歲在汴京餐與加入科考，所作《刑賞忠誠之至論》，分析了《尚書·年夜禹謨》“罪疑惟輕，功疑為重”的思惟；后談社會管理的九字方略：結人心、厚風氣、存紀綱，均以仁義為焦點。《書傳》這一思惟的表達，讓人們看到蘇軾在北宋也是儒學道統的果斷保護者。當然，《書傳》的經學思惟遠不限于此。“海南三書”在南宋就很有影響，朱熹說蘇軾解得好，簡練而不掉文勢；著有《直齋書錄解題》的陳振孫說他的看法卓然。與“海南三書”相向而行，蘇軾謫居海南還寫了一些史論，論人論事，表白他對汗青和人生的諸多思慮。
蘇軾的“海南三書”代表了他經學的最高成績，后人寵愛他的詩文，三書沒有獲得足夠的追蹤關心。不外，“海南三書”價值總在，在經學上自有它們不成磨滅的意義。
蘇軾北回，留給海南至今閃耀著光榮的“東坡文明”，還有海南對他的永遠悼念。
（作者：阮忠，系海南師范年夜學傳授）